《求是》2024年第15期发表了习的重要文章《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文章强调，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信长星在《党建》2024年第8期撰文《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指出，2023年以来，习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改革部署，就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江苏肩负着习赋予的“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重大使命，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坚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为抓手，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成为具有强劲驱动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高地、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先行地。

　　洪向华、赵培尧在《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撰文《难题与答案：“两个答案”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逻辑与实践进路》指出，党的二十大从梳理难题和总结答案的两个视角揭示了党对长期执政时代课题的多维关切。不论是作为执政难题“题干”的大党独有难题，还是作为历史周期率难题具体解答的“两个答案”,二者均锚定着同一个根本目标——党的长期执政。基于语义承接嵌合、理论生成同期、矛盾导向同域的“破题”逻辑，使“两个答案”与“大党独有难题”之间产生了紧密联系与理论研究价值。在“两个答案”视域下，必须遵循其内容构成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深入理解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并按照两点论的分析框架将亟待解决的大党独有难题进行矛盾拆分，通过实现基于民塑与自塑的双轮锻造、树立基于共识与自信的双重认同、统筹基于为民与强党的双向互动、汲取基于外驱与内生的双源动力、推动基于从谏与自省的双层检验、促进基于化人与修己的双域正风，从而拓展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

　　项久雨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撰文《习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指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必然有与之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习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升华,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特质。习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突出地表现为人民性、系统性、独创性、世界性的有机统一。这四个方面是同习文化思想的价值论、系统论、发展论、文明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展现出这一文化思想的深邃内涵、实践旨趣与历史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以习文化思想为指导,在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特质、理论形态、理论价值的基础上,继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篇章,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郭迅华在《清华管理评论》2024年第1-2期撰文《新AI浪潮下的新业务流程重组》指出，在AI技术新浪潮下，业务流程重组（BPR）的理念和实践正在经历新的变革。AI技术的通用性、交互性、多模态、动态性和成长性等特点，为重新审视和设计业务流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AI技术可以在业务流程中起到替代知识性工作、检查与识别、沟通与协调、信息萃取、预测与决策支持等作用。文章提出了新AI条件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应遵循以下原则：围绕产出目标设计流程、让执行流程的人参与和主导流程设计、将AI视为合作者、将决策权交给人和传统智能技术、为新AI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条件。同时，需要吸取上一轮BPR的教训，避免过于激进、过度设计和不考虑人的因素。最后，新AI条件下的业务流程重组应以价值创造为目标，充分利用AI技术的优势，同时注重人的作用和组织的实际需要。

　　梁婉雅、肖龙海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撰文《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脉络、主要特征与新议题——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教育内容的分析》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和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的教育内容为研究样本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服务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劳动者教育阶段、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构建阶段、以创新人才培育为目标的高质量现代教育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主要呈现三大特征：教育目的注重国家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双优先”,教育质量强调全面发展、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并存，教育体制是在推进教育普及的同时致力于塑造公平而有差异的教育结构。基于历史经验和时代背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教育；着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拔尖创新人才。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尤洋、郭宇在《科学学研究》2023年第12期撰文《ChatGPT与因果性》指出，ChatGPT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文章围绕因果性深入讨论了ChatGPT的因果规则、因果表征与因果解释，通过分析ChatGPT因果认知与学习中的底层逻辑得出以下三个认识：一是ChatGPT将相关性作为其底层因果规则，在深度神经网络、大语言模型与统计分析的驱动下，以概率形式实现了因果性在人工智能中的嵌入。二是通过实现对人类因果认知、因果语言与因果推理能力的模拟，ChatGPT在自然语言的生成中拥有了与人类智能相似的表征。三是依托智能生成的计算因果解释和因果涌现解释两条路径，ChatGPT实现了从符号与信息的输入到“数据知识”的输出，并以一种涌现的方式获得新的能力，实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因果革命”,构建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蓝图。

　　马迎辉在《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撰文《何谓分析：对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反思》指出，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相对立是典型的范畴错误。从现代哲学家的工作看，“分析”不应该被基于一阶逻辑的分析哲学独占，它更深层地体现在意识、无意识和语言（模态/结构）这三维一体的分析之中。坚持两者之间的虚假对立，势必掩盖20世纪西方哲学向纯粹意识、无意识以及前谓词的存在领域的整体突进以及对这些新存在的内结构的刻画。与现代哲学的分析对成的是以之为基础的思辨建构，它体现为弗洛伊德对不能之根源的建构，海德格尔超出能思与所思的相关性对艺术本源的存在建构等。摒弃“分析VS欧陆”的虚假对立，完整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从描述分析到思辨建构的一般进路，对我们独立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创造性地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成果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马中红在《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撰文《数字游牧民身份自反性实践的价值倾向与情感连接》指出，作为青年亚文化社群的数字游牧民超越了传统亚文化研究的娱乐休闲领域，将触角伸向了工作领地，凝聚了数字技术和社会语境的诸多势能。数字游牧民的生成动机、情感交往、社会链接与身份自反性相关，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自我身份不断反思、自我否定和自我对抗的过程。身份自反性首先表现在逃离异化的工作制度和功绩社会要求的单一、稳定、清晰的个体身份，转而选择不确定、多样化和流动性的模糊身份。其次，流动中的数字游牧民表现出身份认知的矛盾性，既高度追求个体自主性，又高度渴望情感交往和共同体归属，由此生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情感为连接、以共同生活为表征的“新部落主义”文化类型，情感共同体成为身份自反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此同时，地方性的、跨地域的和全球的多场景综合为数字游牧民提供了“稳定-移动”“城市-乡村”“本土-全球”多样性流动身份想象的支撑性社会网络。数字游牧民身份自反性的实践是一种文化症候，喻示在传统的工作与生活、个体与集体、城市与乡村、地方与全球等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关系中正在孕育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朱兰、万广华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撰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与特征分析》指出，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提。基于共同富裕内涵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提出新的中等收入标准界定方法，可以得到兼具全国统一标准与允许地区差异的中等收入标准。利用1978-2020年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以及1980-2020年31个省级层面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对个体数据进行还原，测算全国和不同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模型和比重，结果发现：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6.79%；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脆弱程度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征；五类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规模总数为5亿人左右。最后，通过对标准、方法、数据和收入进行四维对比，论证研究结论可信，为进一步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政策提供有效支撑。